北京赛车 > 人民教育出版社 >

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黄强:新时代新教材_北京赛车冠军稳的买法

  编者按 教材是知识的载体,为学生的成长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养分。在由中国版权协会主办、国家版权创新基地承办的“远集坊”第八期讲坛上,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黄强畅谈了新时代教材建设与出版的新思路。本期《出版周刊》特将黄强的演讲予以呈现,让读者通过教材的历史更好地了解教育和出版的故事。

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黄强:新时代新教材_北京赛车冠军稳的买法

  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黄强在“远集坊”第八期讲坛上进行“新时代 新教材”主题演讲。本报记者赖名芳 摄

  2017年10月,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召开。这是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的召开,宣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作为教育出版的从业者,必须深入探讨在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我们的行业如何准确定位;我们自身如何把握机遇,牢记使命,勇于担当,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恪尽职守,奏出时代强音。下文以中小学教材为重点,对新时代教材建设有关理念和实践进行简单梳理和讨论。

  “教育出版是整个出版业的核心部分,而教材又是教育出版的核心产品。无论就出版传播知识、弘扬文化、传承文明的内涵而言,还是从出版产业的结构和规模上来说,教材出版都对出版业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支撑作用。”

  教材也称教科书,既是教师的“教本”,也是学生的“学本”,是学校教育和课堂教学的基本要素与基本依据,是反映国家认知、体现国家意志、传承民族文明的重要载体。中国古代的教材主要是以四书五经为主的儒家经典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的蒙学读物。早期以抄本形式流传,后以雕版、活字印本形式传播,在封建社会的文化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教科书出版,肇始于清末,在民国时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一批私营出版机构以教科书出版而闻名于世。

  清末变法革新,引进西学,废科举,兴学校,商务印书馆随之编写出版了适应新式学校教育的教科书。其“新”特征主要是按学科分类、分课时编排,不仅讲授人文知识,也讲授科学知识。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中华书局推出了适合新共和政体的教科书。同时期的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纷纷参与新式教科书的出版发行。民国时期进一步使用白话文编写教科书,现代意义上的教科书出版一时蔚为大观。清末民初的教科书出版,在中国近代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展开,充分发挥了传授新学、开启民智、培养人才、推动社会现代化的积极作用。

  教育的基本问题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教材是解决这一根本问题的重要载体。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原所长、近代中国最早从事新式教科书编撰出版的先贤张元济说过:“今欲教育普及,必须教科书籍日出不穷,方能达此目的。”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说:“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还有学者将教科书的变迁称为“民族魂”,可见教科书在培养人才、提升民族素质、推动国家发展、促进社会进步方面的重要意义。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当下的中国,有着2.75亿渴求知识的青年学生,教材在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过程中更是肩负着举足轻重的历史使命。新时代教材建设事关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事关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中小学教材中的道德与法治、语文和历史,大学“马工程”等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教材,更是落实党的教育方针、体现国家意志、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对于加强青少年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帮他们扣好人生第一颗扣子,具有极其重要而特殊的作用。

  教材乃是一种特殊的文本,也是一种特殊的出版物。截至目前,教材的主要存在形式仍然是纸质媒体。现代印刷技术的普及以及交通运输的发达,使教材得以按需大量复制,在较短的时间、辽阔的地域广为传播。正如传播学者威尔伯·L·施拉姆所言:“正当人们越来越渴求知识的时候,教科书使得大规模的公共教育成为可能。”教材的使用者主要是在校的青少年学生,教材受众面广,其内容和使用方式相对稳定,影响深远。美国出版家达塔斯·史密斯在《图书出版指南》中说过:“任何一个国家图书出版业发展的第一步,很可能是从学校用书开始。”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均以教科书出版起家,中国的教育出版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可以说,教育出版是整个出版业的核心部分,而教材又是教育出版的核心产品。无论就出版传播知识、弘扬文化、传承文明的内涵而言,还是从出版产业的结构和规模上来说,教材出版都对出版业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支撑作用。教材与教育事业、教材与出版业关系极为密切。胡适说过,“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什么学校更重要。”叶圣陶说:“就广义上说,出版工作就是教育工作。”因此张元济“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要以出版工作来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陆费逵说:“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

  “由国家层面统编三科教材,不是对原来教材编写出版方式的简单调整,是着眼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办好中国特色义务教育、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作出的重大部署,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建立全国政权近70年来,一直高度重视教材尤其是中小学教材建设事业。历史表明,每当一个重大历史时期到来,中小学教材必将引起党和国家以及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教材建设必须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早在延安时期,我党就组织编写解放区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千头万绪,百废待兴,但党中央、毛主席极为重视教材建设。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要培养共产党自己的接班人,就不能继续使用民国时期民营机构编写的教材了。

  早在1948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筹建的“黎明时刻”,中共中央就派专人从上海将叶圣陶、周建人等一批爱国的教科书编写专家秘密接到华北解放区,组建了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着手筹划新政权的教科书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党和人民政府对旧有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方方面面的彻底变革,包括旧有的教科书编辑、出版和发行体制,首次明确教科书事业应由国家统一举办,各类民营、私营等出版和发行机构均不得私自进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的教材编写出版的历史使命,催生了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使其在1950年光荣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建立的出版机构。人教社认真总结解放区红色教科书的建设经验,积极汲取苏联教科书和民国教科书的优点,探索建立符合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教科书体系。这个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给予教材建设直接的关注与指导。一是,毛泽东主席亲笔为人教社题写了社名,中央派叶圣陶以新闻出版署副署长身份(后改任教育部副部长)兼任人教社社长。二是,对于语文、历史两个意识形态影响力大的学科,中共中央在1953年专门成立中央语文问题委员会和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分别由陈伯达和胡乔木牵头,对教科书编撰重要问题进行专题研究。三是,加强教科书编写力量。1953年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教育工作,毛泽东指示教育部:宁可把别的摊子缩小点,必须抽调大批干部编出社会主义教材。在这一指示下,国家迅速从全国调集了近200位各个领域的专家,补充到人教社教材研究和编辑队伍之中。

  截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人民教育出版社先后编写出版了4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科书,并与全国各省出版单位共同探索建立了“租型代理”这一教科书供给合作模式,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发展落后的国度,如何保障近两亿中小学生同时“课前到书,人手一册”的难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在中小学教材建设上的一系列举措,有力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型国民的塑造,并使得党和政府的意志通过教材—学校—教育这个特殊的渠道得到了有力贯彻。

  十年“文革”刚刚结束,邓小平肩负着党和人民的希望复出。他高瞻远瞩地指出,“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重新编写适应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大中小学教材,是他与恢复高校招生考试、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一道最先关注和着力的几件大事之一。

  之前的10余年里,中小学教科书编写出版由各地革委会主导,各地分散出版,教材中“极左”思想充斥,教材质量良莠不齐。有些地方的学校还直接将毛主席著作作为教材,教材编写、使用总体上处于混乱状态。

  1977年,邓小平指出:“要组织一个很强的班子,编大中小学教材。”“关键是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教材很重要,要统一教材。”“教育部要管教材,不能设想我们国家可以没有统一的中学教材。”邓小平要求编印通用教材,同时引进外国教材。拨专款10万美元,责成有关使馆选购一批最新国外教科书,供教材编写人员研究参考。邓小平还说:“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教科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

  在邓小平的关心和过问下,教育部召集包括人教社编辑在内的全国200多位专家,聚集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教材编写工作会议,史称“香山教材会战”。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会议的代表并合影留念。从1978年秋季开始,一套新的统编中小学教材陆续在全国普遍使用。这是一套体现教育战线“拨乱反正”、回归理性的教材,也是一套闪烁着改革开放思想光芒的教材,其中重点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教科书的内容和编撰模式。

  改革开放数十年以来,我国的教科书建设不断加强。一方面,加大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学术研究的力度,探索教材建设自身的规律性。1983年成立了课程教材研究所,邓小平亲笔题写所名,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合署办公。在不同时期的国家五年重点科研课题规划中,课程、教材都是重点关注对象,涌现出大量学术成果。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我国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本世纪初启动了两次大规模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材建设也随之产生巨大的变革。

  另一方面,在基础教育教科书管理体制上不断进行新的改革探索。20世纪80年代末实行教科书编审分开,由“国定制”转变为“审定制”,并针对不同地域、教育发展的不同水平规划出版了“八套半”教材,初步形成了“一纲多本”的局面。到21世纪初,又进一步引入了教材出版发行的市场竞争机制,出现了全国80多家出版机构“群雄逐鹿”、共编教材的局面。基础教育教材编写、出版的市场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材的多样化,提高了教材的质量和水平,但也引起了无序竞争、重复建设和个别教材出现错误等问题。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教材建设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小学教材、少数民族文字教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材等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从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高度加强教材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教材建设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建设什么样的教材体系,核心教材传授什么内容、倡导什么价值,体现国家意志,是国家事权。”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成为新时代教材建设的目标。党和国家关于教材建设的高度认知和所采取的一系列重要措施,成为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一部分。

  2016年10月,中央发布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从“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出发,站在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提出了教材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特别强调强化教材的思想性,提出了编写、审查、修订、选用等方面的具体要求,从科学制定规划、提升教材质量、强化教材研究、健全国家教材制度等方面,为新时代教材建设指明了方向。《意见》指出,对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教材和涉及国家主权、安全以及民族、宗教等内容的教材,实行国家“统一编写、统一审查、统一使用”。

  2017年3月,教育部成立专司指导管理教材建设的教材局。7月,国家教材委员会在北京成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担任主任委员,教材委下设10个专家委员会,统筹协调全国教材工作,研究解决教材建设重大问题。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成立的高规格教材管理机构,意义重大。

  2017年9月,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经国家教材委员会审定通过的义务教育统编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科教材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在全国义务教育起始年级统一使用。三科教材的编写历时数年。通过严格的推荐和评审,教育部遴选出政治立场坚定、学术造诣精深、德高望重的一流专家担纲总主编,以修订后的课程标准为依据进行编写。编写组在审查专家的指导下,边编边审边改,不断精雕细琢,保证了教材的内容质量。编辑出版人员严格把关,精编细校,多审多校,保证了教材的编校、设计和印装质量。经过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委员会等不同层次的多次审查,保证了三科教材的思想性、科学性和时代性。有关反馈情况显示,已经使用的义务教育三科教材得到了广大教师、学生和家长的充分肯定。义务教育统编三科教材将于2019年实现所有年级全覆盖。教育部领导表示,由国家层面统编三科教材,不是对原来教材编写出版方式的简单调整,是着眼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办好中国特色义务教育、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作出的重大部署,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义务教育统编三科教材的统一编写和使用被评为“2017年全国十大教育新闻”“2017年出版业十件大事”。

  目前,中小学教材的编写、使用已形成了统一与多元相结合的管理格局。三科教材“一纲一本”,体现价值认同;其他教材“一纲多本”,支持编写创新和各地师生选用。与此同时,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工程”教材)的统一编写、修订、审查和使用工作也在大力推进之中。

  教材建设的这一系列重大举措,是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相适应的。新时代的教材建设,就是要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培养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上述教材建设新理念的提出和新政策、新举措的实行,标志着中国教材建设步入了新时代。

  “目前,义务教育三科教材统一编写工作告一段落,高中三科教材统一编写已经启动,以‘核心素养’为主线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修订工作已经完成,《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五年发展规划》《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引进教材管理办法》正在制定中。”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首先要建设教育强国、实现教育现代化。而建设教育强国、实现教育现代化,必须构建与之相匹配的具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教材体系,反映新时代中国教育的理念和智慧。

  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经过教材委、教材局的高效工作,新时代教材建设顺利起航,取得了显著成绩。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适应时代要求的课程教材体系,在不同学段、不同领域涌现出一批优秀教材;教材管理不断规范,编写、审查、修订、选用机制不断健全,教材质量不断提高,为提升立德树人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义务教育三科教材统一编写工作告一段落,高中三科教材统一编写已经启动,以“核心素养”为主线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修订工作已经完成,《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五年发展规划》《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引进教材管理办法》正在制定中。

  新时代面临新挑战,新征程呼唤新作为,建设充分体现新时代的教材任重道远。作为教材出版人,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高度的担当精神和文化自觉,在继承中创新,不断提高新时代教材建设的质量和水平。

  教材建设是树人立魂的大事。教材体现国家意志,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教材建设始终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坚守马克思主义在教材编写中的指导地位,培养青少年一代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感情,进而引导他们从理性层面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树立远大理想,帮助他们从小植入红色基因,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到教材中,加强革命传统、法治意识和国家安全、民族团结以及生态文明教育,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材,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要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要从娃娃抓起、从学校抓起,做到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做到入心入脑,润物无声。受市场经济中负面因素和多元文化的影响,青少年的价值观的养成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教材建设必须着力凸显主流价值观,提供更多正能量,下功夫搭配好精神食粮,让孩子健康成长。

  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意识形态风险和挑战始终存在,而且变得更加复杂。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等,都将教材作为重要突破口。近20年来,“台独”“港独”分子,千方百计对青年学生进行“台独”“港独”的教育。台湾的“太阳花运动”、香港的“占中”,都反映出教育乃至教材的问题。日本总是在历史教科书上做文章,对本国学生进行否认侵略历史的教育。俄罗斯、韩国等在重新修订历史教材,都体现各自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战略意图。国际国内复杂的意识形态环境,迫切需要我们理性面对,在教材建设中把好意识形态关。

  文化传承关系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根基,绝不可动摇。教材要坚定文化自信,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体现中国特色和中国气魄,要体现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不能丢掉自己的话语权。

  目前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在教材中已经占到相当比例,下一步要着力体现优秀传统文化的系统性。中华五千年文明是一个有机系统,不能断断续续、零零碎碎呈现,要研究优秀传统文化在小学、中学、大学教材中的有序衔接。要体现传统文化的丰富性,让学生认识、理解和体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深入做好“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工作,以恰当的表现形式在教材中呈现。要让广大青少年从小植根于中华民族精神沃土,打好中国底色,将来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随着义务教育全面普及、高中教育基本普及和高等教育大众化,我国教育已经由过去主要重硬件建设、集中力量推普及,转向了提高质量、发展内涵的新阶段。广大人民群众对“有质量的教育”的需求日益迫切,也对教材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教材建设集中体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要在继承我国教材编写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借鉴国外教材研发的先进经验,不断提高教材质量。要保证教材知识体系、知识结构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先进性。要立足国际学术前沿,反映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及时体现国内外科学技术的最新进展。

  要始终尊重教育规律,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人才成长规律和学科教学规律,建设门类齐全、学段衔接的教材体系。要循序渐进,贴近不同年龄段学生思想、学习、生活实际,将知识、能力、情感、价值观培养有机结合,增强教材的实效性和感染力。教材要有利于推进素质教育,培育学生的核心素养,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教材建设不仅仅是纸质教科书的编写出版,还需要进行立体化的资源建设。要探索以教科书为核心,开发多种教学资源,满足教师的教学需求和学生的学习需求,如教学参考书、工具书、各种教辅图书和学生课外读物等。目前这方面的图书品种数量不少,但水平良莠不齐,许多教辅图书太过于考虑应试,搞题海战术。关键是要不断创新,提高质量,提高与教材的切合度,提高对学生素质、能力培养的适切性。人教社在“十三五”期间实施“以中小学教材为核心的品牌拓展战略”,就是要在这方面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我们已置身于信息化时代,信息网络技术正在改变着社会的运行方式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学习方式。数字化教育如火如荼,影响和改善着教育教学的方法和效果。我国政府所倡导和推行的“三通两平台”,为教育信息化创造了基础硬件条件。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教材的内涵和外延都应该与时俱进。教材建设必须顺应信息化的时代潮流,根据教学需求和教学场景,积极利用信息网络技术,探索教材以及相关教学资源数字化的呈现方式。这既包括教材的内容,也包括供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使用的各种数字网络资源,还包括教学解决方案等多种形式,以适应信息化时代的人才培养模式。

  教材建设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以真心诚意服务教育为宗旨。教材工作关乎千家万户,必须照顾到教师、学生、家长等使用者的需求。教材出版必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事实证明,教材工作是双效统一的文化教育工作,以社会效益带动经济效益则双效俱佳,以经济效益代替社会效益则双效俱损。义务教育教材免费供应,是我国教育惠民的一项重要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完善。坚持教材经营中的限价原则、保本微利原则以及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和特殊人群(盲聋哑)的优惠办法,都值得肯定并坚持实施。

  出版人作为教材建设各种要素和资源的组织者,要总结、借鉴历来教材编写、出版的经验,遵循教材编写、出版规律。以叶圣陶、吕叔湘、戴伯韬等为代表的老一代教材专家,以一片教育情怀终生致力于教材建设,至今堪为楷模。“编研一体,学术立社”是人教社继承了老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教科书编写做法所形成的优良传统,科研创新永远是教材建设的基础和先导。由学科专家、一线教师和教研员、教材专职编写人员“三结合”组成的编写队伍,较好地保证了教材的适用性。工匠精神是教材编写、出版者必须秉持的修养,要以精益求精的态度促进教材编校质量、设计水平和印制质量不断提高。

  经人教社与各地出版集团之间几十年探索形成的教材“代理合作”协作模式,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依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优越性。继续坚持以版权运营为纽带的合作共赢战略,维护这一成熟的教材发行体系,有利于协调调动全国力量,保证中小学教材在全国各地的及时供应,更好地服务于广大师生。

  做好教师培训工作,帮助全国广大教师更好地理解教材、使用教材,重视教材使用者的信息反馈,也是做好新时期教材工作的重要方面。

  “人才决定未来,教育成就梦想。”作为新时代的教育出版工作者,我们必须与时俱进,适应新时代、新要求,推进教材建设理念、机制、方法的创新,既要使经典通过教材而世代相传,又要在教材中及时反映思想文化建设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最新成果,编写出版无愧于新时代的优秀教材,真正使教材担当起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神圣使命。